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的地位与角色

伟烈亚力抵达上海，不仅是他个人生涯新阶段的开始，也是墨海书馆新时期的开始，因为他带来的滚筒印刷机使得墨海书馆进入机器生产的时代，这同时又是中文传教书刊以至所有中文印刷出版进入机器生产时代的开端。或许就是此种开历史先河的象征性，加上伟烈亚力后来致力译印西学书刊的缘故，让迄今关于他和墨海书馆的论述者，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抬高了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工作期间的地位与角色，甚至错误地说麦都思只是草创了墨海书馆，而“真正的专业性工作”（real professional work）直到伟烈亚力到上海后才开始等等。

就在1846年10月伟烈亚力应征传教士的同一个月稍前，伦敦会秘书梯德曼在发给麦都思和雒魏林的一封信中，已明确界定了未来的墨海书馆主任的身份地位：“这名印工将以本会付薪职员的身份派出，同时将在你们的指令之下（acting under your instructions）从事和他的部门有关的布道站任何工作。”其次，在伟烈亚力启程前，伦敦会的理事会给予一封工作指示（letter of instructions），交代一些工作与现实生活的重要事宜，内容包含他在上海布道站的地位和其他传教士的关系、薪水与其他待遇等等。由于伟烈亚力并非传教士，不能和传教士相提并论，理事会给伟烈亚力的工作指示规定，他从属于所有传教士组成的站务委员会（mission committee）之下，必须听从委员会的决定行事；同时他的单身年薪150英镑，也低于单身传教士的200英镑，而且每位传教士都各自直接向伦敦会支领薪水，他却每次得向站务委员会申请转发才行。这些规定清楚地显示，身为墨海书馆主任的伟烈亚力在布道站的地位低于传教士。

因此，在伟烈亚力到职以后，墨海书馆的经营管理分成决策与执行两个层级：前者由伦敦会上海站实际领导人及站务委员会的主席兼司库麦都思继续掌握全局，并通过站务委员会决定印什么书和如何印法，再交付伟烈亚力具体执行；伟烈亚力负责管理工人与采购保管原料器材等。也就是说，伟烈亚力是在麦都思与站务委员会之下的墨海书馆事务性主管。

墨海书馆分成两个管理层级的新模式，运作上相当顺利，尤其当时麦都思正专注于修订中文圣经，并为此陷入长达数年和美国传教士针锋相对、争论不已的困境中，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的日常事务上为麦都思分劳，减轻了麦都思不少的工作负担。不料，新模式经过两年的运作，到1849年时伟烈亚力不仅强烈挑战麦都思的领导权威，甚至以一人对抗上海站所有传教士，形成布道站的一个大问题。

问题的起因是伟烈亚力的薪水。伦敦会规定单身传教士结婚后，年薪增加100英镑，伟烈亚力来华前已先和曾在南非传教七年的韩森（Mary Hanson）订婚，韩森在1848年8月到达上海后与伟烈亚力成婚，伟烈亚力即请求增加年薪100英镑。但是，担任司库的麦都思认为，理事会给伟烈亚力的单身年薪比传教士少了四分之一，结婚后增加的数目也应按此比例由100英镑减为75英镑，即年薪225英镑，而非伟烈亚力希望的250英镑。而且由于伦敦会从当年起删减所有新进传教士薪水的缘故，麦都思进一步表示，如果按照新规定行事，伟烈亚力婚后的年薪甚至只能有200英镑而已。站务委员会讨论后决议报请理事会裁定伟烈亚力婚后的年薪。